冯斌的作品《舞》

冯建吴的作品《芦苇野鸭》

李文信的作品《新绿》。

刘明孝的作品《荷塘遗韵》。

侯薇薇的作品《云淡风轻》

《簪花图》

张大千 绘

点评:从画面上的题款看,这幅《簪花图》创作于1944年。张大千在中国画坛中久负盛名,特别是其画路广更是有目共睹:山水、花鸟、人物无一不精,工写俱佳、南北兼善。其仕女画“最为画道人赞赏,谓能大胆别创新意”（于非闇语）。除了他观察仔细,能用妙女拈花的笔法,曲曲传出女儿的心声之外,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敦煌之行,使其仕女作品更加浓丽丰

《正始之音》

白德松 绘

点评:白德松1938年生于成都,1962年毕业于川美后留校任教,是川美1988年组建中国画系的首任系主任。代表作有《红岩》、《西双版纳的故事》等,画作曾入选1972年全国美展。《正始之音》是今年76岁的白德松专为参加此次展览而创作。画面表现了魏晋时期的玄谈风气,画作尺幅巨大,大气磅礴,较传统的国画有很大的创新。

（本报记者 兰世?

本报记者 兰世秋 张珂

核心提示

艺术大家张大千与四川美院有着怎样的渊源?冯建吴、李文信等一批著名国画家又怎样夯实了川美国画的基础?

11月22日,为期20余天的“笔墨衍艺——（中国）有限责任韦德网站中国画学科教师作品暨文献展”在重庆美术馆举行。70余位教师的300余幅书画精品,梳理出川美70余年国画的发展脉络。

壹

那些奠基者们

张大千是重要的学术源头之一

上世纪40年代,作为川美前身之一的南虹艺术专科学校曾先后汇聚过张大千、徐悲鸿、黄宾虹、吴一峰、赵少昂、吴作人、叶浅予等国画大家,为四川国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,呈现了当时全国最高文化艺术成果。

据86岁的川美退休教师雷荣厚回忆,在这些国画大家中,张大千在南虹艺专呆的时间最长,前后约2-3年,“张大千还曾带着学生到敦煌去写生。”

1950年8月,南虹艺专并入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,后更名为成都艺术专科学校,南虹艺专成为川美的一个重要源头。

而张大千与川美之间的缘分,并没有因此而断掉。在南虹艺专并入四川省立艺专后,张大千将自己的女婿、入室弟子肖建初推荐到成都艺专执教。此后,1910年出生的肖建初一直任教于川美,2002年辞世。

川美国画系主任刘明孝表示,张大千是川美国画重要的学术源头之一。肖建初的作品深受张大千的影响,现场展示的《湖山春晓》就颇似张大千晚期泼墨山水的风格。

在教学中,肖建初也常常给学生灌输张大千的艺术理念。刘明孝称:“张大千每个时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。而这种勇于突破自我的精神,是张大千留给川美的财富。”

1953年,成都艺术专科学校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合并,成立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,校址设在重庆黄桷坪。1959年,西南美专正式更名为（中国）有限责任韦德网站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,谢趣生、钟道泉、肖建初、毕晋吉、何方华、陆其清、赵蕴玉、谭学楷、杨竹菴、李文信、雷荣厚、黄原、杜显清、杨富明、罗明遥等一批优秀教师成为当时中国画学科的主要力量。以后,又有冯建吴、赖深如、白澄、钟在本、彭邦一等加入中国画学科教师队伍,由此,奠定了川美国画学科的发展基础。

李文信的儿子李彤现任教于川美国画系,他向记者介绍,父亲的艺术理念是创作要源于自然、源于生活。

上世纪50年代,李文信写生的足迹就已经踏遍云、贵、川,他当时的人物画在全国颇具影响力。其代表作有《莫道君行早,更有早行人》、《摘烟叶》、《同窗共恋》等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李文信开始山水画创作,并开创了一代画风,特别在画树木方面颇有建树。他的作品中彰显出浓郁的巴蜀山水特色,其山水画作品《新篁》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奖。

李彤告诉记者,此次展览上展出的《新绿》,是上世纪90年代父亲身患癌症后创作的作品,“父亲生病后仍然没有放下心爱的画笔,天天都会画画。”

提到川美国画的奠基者,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,他就是冯建吴。冯建吴是百年来川渝地区少有的艺术大师之一,他也是国家明令精品禁止出境的画家。

1956年,冯建吴开始在川美担任山水、书法、篆刻、诗词教学,一生桃李满天下。此次展览上展出了冯建吴的《芦苇野鸭》、《山市晴岚》、《天堑变通途》等画作。

川美国画系副教授查明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上过冯建吴的篆刻课。他回忆道:“第一天上课时,好些同学都迟到了,老先生就拄着拐杖站在教室门口等大家。”

在教学上,冯建吴非常严谨。查明说:“他让学生临摹传统图章,每一笔怎么写都要求很严格。”同时,他对学生又非常好,任课期间,他给全班12名同学每人刻了一枚印章。

贰

那些创新者们

花鸟画融合浮世绘,用丙烯和画布画国画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唐允明、梅忠智、冯斌、刘明孝等艺术家就开始在国画领域进行变革和创新。

梅忠智算是当时国内最早对国画提出变革的艺术家之一。梅忠智是国画大师苏葆桢的研究生,1985年进入川美任教至今。

当时,梅忠智在全国率先对花鸟画进行改革和探索。他的画作中,把中国传统的绘画与日本浮世绘、西方绘画相融合,色彩喧闹、造型张扬、搭配不羁。

梅忠智告诉记者,其实日本的浮世绘艺术借鉴了中国明代的木刻版画形式。19世纪中期,浮世绘对梵高等印象派画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1987年,梅忠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,引起轰动。

此次展览上展出的丈二大四屏《春·夏·秋·冬》,是梅忠智专为此次画展而作。由于每一幅都是345×145厘米的大尺寸,梅忠智趴在地上足足画了两个月才完成。

上世纪80年代,冯斌把颜料换成丙烯,把国画画在棉布上、的确良上、棉绸上,这种大胆的尝试在当时被认为是“大逆不道”的行为。

对此,冯斌表示,“谁说国画在古代不是画在布上的?考古研究的结果表明,中国古人最早就是把画画在绢帛上的。”

从1980年代的西藏系列开始,冯斌就一直在进行当代水墨的实践和尝试。如今,他已经是当代水墨在全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

在“笔墨衍艺”展览上,展出了冯斌的《舞》系列。冯斌说:“丙烯颜料画在布面上,呈现出‘浸’的效果,这和国画的感觉很相似。我只是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达笔墨写意。”

那一时期,1953年出生的唐允明也创作了大量作品参加国内外重要画展,并多次获得重要奖项。其中,他的代表作《红岭》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奖,及该展最高奖项“日中友好会馆”大奖。值得一提的是,评选中,《红岭》受到当时的评委吴冠中的力推。

谈及《红岭》的创作过程,唐允明坦言,1994年创作的《红岭》也是他对国画创新的思考和实践。《红岭》为了追求画面的形式感,强调了墨迹的涩和笔痕的韵律感,在技法上和传统山水画拉开了很大的距离。

展览现场,记者看到,刘明孝的作品《荷塘遗韵》用丙烯、画布、水墨等综合材料,表现出一个梦幻交织的荷塘世界。

重庆市两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张强认为,刘明孝将水墨挥洒在画布上,形成了荷叶的骨架,而在荷叶的表面上,则以丙烯颜料的堆砌表现出荷叶的厚重质感,“运中国文化之骨,砌西方文化之肉,而泽以中国诗意的记忆。”

叁

那些新生代们

材料和内容都改变,国画还叫“国画”吗?

此外,展览上还展出了何剑、马媛媛、侯薇薇等70后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画作。作为新生代,这批年轻人也在国画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。

看何剑的作品,可能会和大众心目中的国画“大相径庭”。《玩具钢琴》、《火炉》……斑驳的色彩、简单的线条,1978年出生的何剑把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场景“复制”在了美术作品里。

何剑曾被媒体称为“当代新锐水墨的代表人物”之一,他的作品仿佛把观众带到山西永乐宫宏伟壮大的壁画场景面前,艺术家借壁画图式来表述自己对当代社会中的生活场景记忆和关注。在他的作品画面上,观众能看到壁画承载历史的斑驳记忆,但画中的人物和场景不再是远古时代的图像,而更多的是随着时光流逝的情感和记忆。

几十年来,川美国画群体经历着风格演化和整体风貌的不断变迁。事实上,不仅仅是川美,整个国画艺术界都在发生着变化,因此在国内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:材料改变了、内容改变了,国画还叫“国画”吗?

对此,张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国画发展至今,所遭遇的最大问题,是其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。“国画要与当代发生关系,表达当代人的情感,这是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面临的命题。古人讲,‘笔墨当随时代’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张强认为,用现在通行的语言来阐释国画,这是川美对国画做出的改写和翻译,“是在用当下的语言翻译古老的经验。”

下一步,国画应该怎么走?张强表示,一方面,要对传统有深厚的理解,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基因;另一方面,国画还要与时代发生关系。“这很难,不过,不管怎么变,我认为,国画中以书法为基础的笔墨,是其稳定的底色。这种精神和趣味,不能变。”

来源：重庆日报